Research Article | | Peer-Reviewed

The Role of the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Sino-British Contest over the 1868 Tianjin Treaty Revision

Received: 25 April 2025     Accepted: 11 June 2025     Published: 12 June 2025
Views:       Downloads:
Abstract

After the First Opium War, as Hong Kong rose as an center for bulk import/export goods, smuggling by junk intensified significantly. This directly impacted tax of the Qing government. In 1868, author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itiated crackdowns on this smuggling around Hong Kong, triggering the two-decade-long "Blockade of Hong Kong"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In 1868, the revision of the Sino-British Treaty of Tientsin was seen by the British as a opportunity to resolve the "blockade of Hong Kong". The "blockade of Hong Kong" affected foreign merchants based in Hong Kong, with the British parties having differing opinions on the matter.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the British Colonial Office focused more on local Hong Kong affairs, especially the practical interests of the merchants, while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and diplomats in China wer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whole picture of Sino-British relations, striving to promote the alignment of the Chinese system with the West. Caught in the middle was the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which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ways, systematically articulating their demands for the revision through petitions, hoping to expand their shar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and using their influence to pressur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e Chamber strongly dissatisfied with the British concessions, which led to the failure of the revision.

Published in Science Innovation (Volume 13, Issue 3)
DOI 10.11648/j.si.20251303.13
Page(s) 33-36
Creative Common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or format,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Copyright

Copyright © The Author(s), 2025. Published by Science Publishing Group

Keywords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Revision of the Treaty of Tientsin, Blockade of Hong Kong

1.引言
鸦片战争后,随着香港崛起为大宗进出口货物集散地,民船走私也越来越严重,直接影响清政府的税收。1868年,粤省当局率先在香港周边稽查民船走私,引发中英之间长达20年的“封锁香港”问题。同年,中英《天津条约》修约被提上议事日程,双方实际围绕“封锁”问题展开交涉。由在港外国商人组建的、最大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商人团体——香港总商会,积极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事,甚至直接动用在伦敦的影响力,向内阁和议会施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谈判走向和结局。学界很早就关注“封锁香港”问题,成果也相当丰硕,但较少涉及香港总商会与天津修约之关联,与其在修约过程中的的角色。实际上,学界对在港最重要的西商团体——香港总商会(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本身亦缺乏系统性研究。该会成立于1861年,成立之初成员只有香港营业规模最大的62间洋行,并无华商参与,因此也被称为“香港西商会”。在粤港社会变迁多个重要历史节点,都能看到香港总商会的显著影响力。本文侧重发掘英国外交部档案、海关出版物、国会文书、香港总商会记录等珍贵资料,聚焦解析此种关联,聊补相关研究之缺憾,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场景、过程和视角。
2.粤港民船走私与在港英商之关联
虽然洋商轮船也有走私情况,但广东当局针对的查验对象仅是民船(junk)。民船又被称为华船,通常指华人船主的华式船只。在香港转口贸易中,民船走私背后牵涉大量英商的利益,缉私导致税收增加,上升的成本自然会分摊在英商头上。在港英政府和英商看来,中国政府的“封锁”是针对整个香港自由贸易的愚昧行为。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Daniel Brooke Robertson)曾在给伦敦当局的信中,反映英商的态度:“我们已经把货物卖给了中国人,他们走私就与我们无关。但这种针对走私的封锁不能影响我们的销售,中国政府无权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任何行动来损害我们的利益。”有确切记载表明,外商往往是操纵走私的幕后主谋:“广东的外商常常并不亲自去走私,而是雇用广东人来代理,广东人比中国北方人胆大得多。中国当局对于这些中国的走私者是无能为力的,这些走私者有船队供其驱使,每只船装载70人至100人,完善地装备着大口径的炮。这些武器从香港得来,海盗和走私者在香港能获得最好的枪炮和弹药供应。”在这些非法活动中,鸦片走私尤为猖獗。粤海关统计报告显示,1865年报关鸦片为2371担,实际仅占进口总量的十分之一,其余十分之九都通过走私进口。每年约有1.5万箱鸦片走私进口,逃税达45万两。
走私猖獗对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关税主权无疑造成巨大冲击。1866年11月,两广总督瑞麟宣布对鸦片贸易秩序进行局部调整。他不但允许本地民船载运鸦片到东莞、新会、顺德、香山和开平等地,还同意所运鸦片在交纳一定数额的厘金后行销内地。由于收效甚微,瑞麟只好改变办法。1868年7月,宣布在九龙界东西两面以及澳门各进口处,设立6个厘卡查缉走私,征收鸦片厘金。凡由民船载运的鸦片,经过这些厘卡,每箱只要完纳16两银子的厘金,携印花至指定地点,即“不受其他关税的勒索”。同年,瑞麟就华商民船假道香港走私导致粤方税赋流失,向广州领事罗伯逊通告粤方已就此特立新规,在香港港口东西两处出入口、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区域,设立水上或陆上厘金局,对往来香港与广东沿海的华商民船实行截停检查,同时征收厘金。
3.总商会对天津修约之“请愿”
1868年7月,香港鸦片商人向港英当局提交请愿文书,认为“封锁”对地区经济造成强烈冲击。若情况持续,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香港社会经济发展陷入长期停滞。港英政府和鸦片商的激烈反应,使得“封锁”事件不再是粤港之间的地方性事件,愈演愈烈的态势引起两国政府的关注。几乎同时,中英《天津条约》修约谈判正式开始,双方认为可以将该项争端列入议事日程,尝试通过修约谈判予以解决。
关于中英《天津条约》修约,学界已有充分研究一般认为,在这件两国外交大事中,从事对华贸易的英国商人对推动事件整体走向,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香港英商更把修约谈判视作绝佳机会,不但试图解决“封锁”问题,更想借此为自己争取更多商业利益。英商们自认为在华贸易扩张是公平公正并符合《天津条约》规定的,他们对华展开贸易将造福于中国内陆人民。而这既没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也没受到英国当局的保护。他们从条约中所取得的权利微不足道,没有享受到中英《天津条约》所保证的特权,因而建议英国政府与中国谈判,扩展英商在华权益。
此前在1867年期间,香港总商会内部就已对修约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7月,总商会召开了特别会议,审议用什么方式更好地提出香港商人团体的意见,最终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memorial)。在同年10月19日的会议上,激烈的辩论持续三小时,最终经过一些修正,请愿书得以定稿。根据会议记录,该请愿书被寄给了殖民地大臣——白金汉钱多斯公爵(Richard Chandos Grenville)。
其实在修约准备阶段,代表英方主导修约的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就注重征求商界的意见。1867年5月到12月,阿礼国先是巡视各口岸,接着命令各地领事征集当地英商团体的意见。上海、烟台、九江、镇江、福州、厦门、天津、汕头、宁波等地英商纷纷响应,呈上修约备忘录。香港商人却未被直接邀请发表意见,引发总商会不满。因此这份请愿书绕过阿礼国,直接被送到了殖民地部,信中内容也显得较为激进。虽然总商会就修约问题曾与伦敦以书信方式进行多轮讨论,但请愿书才是最早、也是最全面的阐述总商会立场和诉求的正式文件,后续多份声明皆以此为基础进行延伸阐述。
请愿书详细叙述了当时商人遇到的困难,开宗明义地提出核心诉求——促进商业。为达此目的,总商会提出一些措辞颇为严厉的要求,其中提到:“在讨论条约修订议题时,总商会首先恳请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在许多方面,现行条约尚未得到中国政府的履行。因此,总商会强烈建议,应要求中方遵守条约。商人们长期感受到的权利被侵犯,且问题日益加剧。本会认为,越是不加质疑,越是严重。敦促中方执行没有实质性履行的现有条约。”请愿书强调,部分中方官员有计划地逃避审议重要事项,妨碍条约港口运作,应予“整顿开除”。同时要求恢复英国领事的威望,在与顽固的地方官员打交道时,应展示的“不仅仅是道德力量”,“一些未受教育的中国公民不了解外国商人拥有的权利,以为这些权利未经过中国当局批准,遂抵抗。建议在中国全境公布条约条款,从而防止进一步干扰。”
总商会也提出希望清政府同意英国轮船进入长江支流及附近湖泊,并切实保障汕头和海南两埠按《天津条约》规定开放:
“请求允许英国汽船进入鄱阳湖,延长汽船的行驶范围。此次条约(原本)制定时,长江上有各国籍的非法人员出没,湖泊周边地区也被叛军占领。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中国当局限制内河航运是有道理的。现在,清政府合法权威恢复、交通复兴以及商业交易前景看涨,这都是促使商人们拓展内地商业版图的诱因。而使用汽船将极大地促进地方贸易。虽然汕头市和琼州市属于对外开放的港口,但由于当地政府不愿意向外国商人提供帮助,这两个城市实际上仍处于关闭状态。在汕头,人们的权利完全被剥夺,民众在当地政府的纵容下,对外国商人采取了威胁敌视的态度。在琼州,与香港的贸易日益增长,海关的基本态度却是禁止,对贸易造成破坏。海关要求前往海南的船只在广州通关,否则将没收。”
总商会还认为香港和海南之间有很大贸易潜力,建议从希望住在琼州的英国商人中,选出一名英国政府的代理人,“他将在广州领事的监督下,执行开放港口所需的所有必要行为。在一段时间内,可能需要一艘炮舰给予保护。广东省西海岸从澳门延伸到海南,这显示出海南与香港贸易连接的可能性,如果加以促进扶持,可能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是真正开放一个港口并在英国的支持下鼓励贸易。”
当然,对从事对华贸易的英商来说,税收问题是本次谈判的重心,所以降低税率的诉求格外强烈。他们意识到中国政府可能会首先对任何减税表示反对,英国政府应该说服他们降低关税。“这样做,中方实际上将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自引入现行关税(比之前的更为宽松)以来,贸易的巨大扩张已经表明,进一步的减税将导致更大规模的扩张,并且实际上将带来比较高关税率时更多的税收。”
在《天津条约》大框架内,厘金和子口税征收是当时中英在经济领域冲突的主要根源。条约第二十八款规定,用2.5%的税抵代内地所有子口的征课,故称子口税(Transit Duty)。按此规定,凡洋商进出口货物,只需缴进出口税5%,再加上2.5%的子口税,共缴7.5%的关税,不再缴纳其他税厘。
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第二十八款却引发了诸多纷争。首先是子口税的归属权就存在问题。一般而言,子口税归中央,地方政府征收的厘金归地方。随着子口税征收范围逐步扩大,地方政府的税收份额逐步受到挤压,引起地方不满。有的地方官员因为无法从子口税获益,甚至拒绝承认该税项,对缴纳子口税的货物再征厘金,又引起了洋商抱怨。在总商会看来,此等违背条约的做法,一切罪责都在中国政府。因而强调:“在阻碍贸易扩张的众多征税中,厘金尤为突出。无论它最初是以筹集盟军赔偿金为由征收,还是为了补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减少的国库,都被认为是对条约的违背。没有人怀疑厘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合理的征收。”商人们抱怨道,第二十八款直接禁止滥收过境税,“现在条约已经生效十年了,这个问题仍然极大困扰着购买外国进口商品的中国买家,也间接困扰着英国商人”。在福建省和广东省西部地区,地方官的滥征直接导致市场不断波动,这种“突然和任意征税”的现状,“在中国普遍存在”。
在总商会看来,税收政策模糊随意且互不统属,必然导致对华贸易商人受到“基层小官员任性的勒索”。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则是监督海关的权力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尽管殖民地部和外交部之间、英国商人和总税务司存在某种龃龉,但在面临难以对付的中国地方官时,英商还是将希望寄托于总税务司。总税务司原则上追求按照条约所规定的方式进行贸易,以保障“外部”的利益。在这一问题上,总商会不得不正视总税务司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主张应扩展该机构的监督范围。“这些机构起初是为了规范和系统化关税支付而设立的,现在看来,这似乎是惟一能够纠正并调整海关过度收税的方法。外国监督机构为海关带来的好处已经得到所有公正人士的认可,尤其是中国当局。”有鉴于违规案件频发,他们建议成立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再找一些被中国政府雇佣、同时被中英双方政府都信任的在华英国人,由他们来组织一个统一的征税系统,明确收税站点,并通过定期检查,保护英国进口商和参与贸易的中国商人免受基层官员的勒索”。
“封锁香港”纷争爆发后,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粤港民船贸易,这当中也牵扯到第二十八款。当时民船在内地的贸易按常关税则征收,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洋商轮船则按条约规定的税则征收。民船载货于内地各口之间贩运,应纳一出口税,再进他口,又纳一进口税,沿途需要经一关纳一关的税。如湖丝由内地至广东,应完三个常关的税,每百斤课税银3两多。一般来说,绝大部分民船贸易都属境内贸易,不涉及洋务。但香港被英国殖民后,粤港间的民船贸易就带有华洋贸易的性质,如何处理粤港间的民船贸易并无先例可循。1843年的《虎门条约》规定,只有在通商五口海关领取牌照后,民船方可前往香港贸易。非通商口岸与香港间的直接贸易是被禁止的。但最初广东官府软抵硬抗,不发牌照,也不严格执行禁令,将尚不成规模的民船贸易视作普通境内贸易加以管理。19世纪60年代以后,粤港民船贸易愈发兴盛,问题日益突出,相关针对性税则才逐步建立。在粤方出手缉私后,香港商人们不满的是,民船载货从内地港口出发需在当地缴纳出口税,在抵达香港前,又因为香港被视为外国港口,还需要向粤方设在香港周围的税卡,按照对外贸易税率再缴纳一次出口税。返程时亦然,否则当逃税处理。
英国殖民地部部长认为,这种重复征收是不可理喻的。他对《天津条约》的解读是,应根据货物拥有者的国籍归属确定征税标准,而非依据货物的起运地或原产地。但罗伯逊却认为,根据《天津条约》精神,跨境进出口商品无论货主国籍归属,均依对外贸易税则标准计征税款,“征税取决于目的地而不是所有权”。而在粤方看来,过去按境内贸易管理粤港民船时,船只在离开内地口岸时交了一次出口税,却没有向任何税关缴纳进口税,途中各种小额杂税也被逃掉,即便完全放在内贸税则里看也有逃漏。显然,各方均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对条款进行不同解读。
在讨论天津修约请愿书的会议上,时任总商会主席赖里(Phineas Ryrie)在会上强调,中国官员绝不愿承认已经失去了香港,他们认为目前香港的英国总督、驻军、法院、警察等等只是暂时存在,是清政府皇帝赐予的一种恩典。而“狡猾”的粤海关恰恰从中看到了赚钱的机会,利用中方对香港归属权的模糊态度征收两项税,一项仿佛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项仿佛香港是一个外国港口。
4.结语
在《天津条约》修约一事上,最终还是商人们占据上风。《天津条约》修订草案寄回伦敦后,遭到国内外商人团体一同上书反对。舆论的驱使下,英国政府甚至放弃了尝试修改某些公认较小的弊端。外交部通知阿礼国:“陛下政府很遗憾地认为,各商业团体对于那项协约的可能利益所持的观点……同陛下政府以前希望将被采取的观点,并不相符合”。主张用谈判手段扩张商业规模的外相克拉伦登伯爵去世,让阿礼国失去强有力的支持者。而继任外相格兰维尔勋爵(Lord Granville)对各个商业团体的反应感到遗憾,同时认为这种坚决一致的反对意见是无法抗拒的。最终,英国政府拒绝通过条约草案。英国内阁贸易委员会解释说,否决阿礼国的方案“不应该公开地归之于商人的反对”。“这样的一种做法难免会给中国政府造成一种印象,即时常对他们怀有敌意的商人,势力强大到足以对本政府施加影响,甚至本政府信念与商人观点相抵触时亦是如此。”显然,修约失败不“公开地归之于商人的反对”,并不等于修约失败与商人的反对无关,这仅是对外宣称的一种口径或策略。后世研究修约事件,多感叹自由党格拉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内阁的软弱,商人团体在英国的强大势力以及商界对英国政治生态的绑架,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随着修约失败,解决“封锁”问题的尝试亦无疾而终。清政府原本对与英方的合作抱有希望,但认识到英国“国家柄轻,商人势重”的决策逻辑后,反而转向强化“封锁”措施。
总体来看,香港总商会关注的核心议题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香港的本地事务,涉及本地货物流动、税收政策、商业发展等内容;二是外商在全中国范围的商业利益及其扩展前景。总商会成员几乎囊括全部有影响力的外资商行,他们拥有庞大的对华业务版图,商业利益不限于香港一地。总商会虽然地处香港,其成员关心的议题却辐射整个中国,天津修约不仅被视为解决“封锁香港”问题的契机,也被视为扩大西方资本在华渗透力的杠杆。在整个修约过程中,香港总商会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影响了中英交涉的进程和结局。
References
[1] Irish University Press ed.. British Parli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Correspondence, dispatches, reports, returns, memorials and other papers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Hong Kong, 1862-1881 [M]. Shannon: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395, 430-432, 437-439.
[2] 姚贤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M]. 北京: 中华书局,1962: 443.
[3] 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广州海关志编委会. 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 [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 24-32.
[4] 陈诗启. 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08, 214-215, 145, 220.
[5] 陈新文. “封锁香港”问题研究(1868-1886)[J]. 近代史研究, 2003(01): 169.
[6] Waung W. S. K. The Controversy Opium and Sino-British Relations 1858-1887 [M]. Hong Kong: Lung Men Press, 1977: 57.
[7] 【美】芮玛丽.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M]. 房德邻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312-315.
[8] W. V. Pennell,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1861-1961) [M]. Hong Kong: Cathy Press, 1961: 11, 15.
[9] 郑惠虹. 阿礼国与近代中英交涉(1844-1869)[D]. 广州:暨南大学,2020: 67-68.
[10] 【美】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222-223, 231.
[11] Irish University Press ed..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Vol.35: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evision of the Treaty of Tientsin 1867-1883 [M]. Shannon: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32-37.
[12] 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100, 37
[13] 毛立坤. “封锁香港”(1868-1887)问题再解 [J]. 史学月刊, 2015(01): 93.
[14] 【英】弗兰克·韦尔什, 香港史 [M]. 王皖强、黄亚红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312.
[15] 宝鋆等撰.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9)[M]. 北京:故宫博物院, 1930: 40.
Cite This Article
  • APA Style

    Quan, Q. (2025). The Role of the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Sino-British Contest over the 1868 Tianjin Treaty Revision. Science Innovation, 13(3), 33-36. https://doi.org/10.11648/j.si.20251303.13

    Copy | Download

    ACS Style

    Quan, Q. The Role of the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Sino-British Contest over the 1868 Tianjin Treaty Revision. Sci. Innov. 2025, 13(3), 33-36. doi: 10.11648/j.si.20251303.13

    Copy | Download

    AMA Style

    Quan Q. The Role of the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Sino-British Contest over the 1868 Tianjin Treaty Revision. Sci Innov. 2025;13(3):33-36. doi: 10.11648/j.si.20251303.13

    Copy | Download

  • @article{10.11648/j.si.20251303.13,
      author = {Quan Quan},
      title = {The Role of the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Sino-British Contest over the 1868 Tianjin Treaty Revision
    },
      journal = {Science Innovation},
      volume = {13},
      number = {3},
      pages = {33-36},
      doi = {10.11648/j.si.20251303.13},
      url = {https://doi.org/10.11648/j.si.20251303.13},
      eprint = {https://article.sciencepublishinggroup.com/pdf/10.11648.j.si.20251303.13},
      abstract = {After the First Opium War, as Hong Kong rose as an center for bulk import/export goods, smuggling by junk intensified significantly. This directly impacted tax of the Qing government. In 1868, author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itiated crackdowns on this smuggling around Hong Kong, triggering the two-decade-long "Blockade of Hong Kong"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In 1868, the revision of the Sino-British Treaty of Tientsin was seen by the British as a opportunity to resolve the "blockade of Hong Kong". The "blockade of Hong Kong" affected foreign merchants based in Hong Kong, with the British parties having differing opinions on the matter.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the British Colonial Office focused more on local Hong Kong affairs, especially the practical interests of the merchants, while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and diplomats in China wer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whole picture of Sino-British relations, striving to promote the alignment of the Chinese system with the West. Caught in the middle was the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which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ways, systematically articulating their demands for the revision through petitions, hoping to expand their shar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and using their influence to pressur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e Chamber strongly dissatisfied with the British concessions, which led to the failure of the revision.
    },
     year = {2025}
    }
    

    Copy | Download

  • TY  - JOUR
    T1  - The Role of the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Sino-British Contest over the 1868 Tianjin Treaty Revision
    
    AU  - Quan Quan
    Y1  - 2025/06/12
    PY  - 2025
    N1  - https://doi.org/10.11648/j.si.20251303.13
    DO  - 10.11648/j.si.20251303.13
    T2  - Science Innovation
    JF  - Science Innovation
    JO  - Science Innovation
    SP  - 33
    EP  - 36
    PB  - Science Publishing Group
    SN  - 2328-787X
    UR  - https://doi.org/10.11648/j.si.20251303.13
    AB  - After the First Opium War, as Hong Kong rose as an center for bulk import/export goods, smuggling by junk intensified significantly. This directly impacted tax of the Qing government. In 1868, author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itiated crackdowns on this smuggling around Hong Kong, triggering the two-decade-long "Blockade of Hong Kong"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In 1868, the revision of the Sino-British Treaty of Tientsin was seen by the British as a opportunity to resolve the "blockade of Hong Kong". The "blockade of Hong Kong" affected foreign merchants based in Hong Kong, with the British parties having differing opinions on the matter.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the British Colonial Office focused more on local Hong Kong affairs, especially the practical interests of the merchants, while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and diplomats in China wer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whole picture of Sino-British relations, striving to promote the alignment of the Chinese system with the West. Caught in the middle was the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which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ways, systematically articulating their demands for the revision through petitions, hoping to expand their shar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and using their influence to pressur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e Chamber strongly dissatisfied with the British concessions, which led to the failure of the revision.
    
    VL  - 13
    IS  - 3
    ER  - 

    Copy | Download

Author Information
  •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